译文

　　天下的人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却没有什么人知道进一步对孝悌忠顺之道加以认真考察，然后再去慎重实行，因此天下混乱。都认为尧舜之道正确而加以效法，因此才发生杀死君主、背叛父亲的事情。尧、舜、汤、武或许正是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尧本来是君主，却把自己的臣子推尊为君主；舜本来是臣子，却把自己的君主贬为臣子；商汤、周武作为臣子却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对此，天下的，人却都加以称赞，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现在情形则是，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对舜加以控制；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仗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自称为明君的却常常失位，而自称为贤臣的却常常篡权的情形。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做儿子的夺取父亲家业、做臣子的夺取君主权力的事情发生。照此看来，父亲把家业让给儿子，君主把王位让给臣下，绝不是什么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

　　我听说：“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的正常法则，就是明君、贤臣也不能变更。既然这样，那么即使君主不够贤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现在尊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却总认为治国之道。正因如此，在齐国田氏得以夺取吕氏政权，在宋国戴氏得以夺取子氏政权。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里是既愚蠢又不贤的人呢？由此看来，废弃常道去尊尚贤人就会发生混乱，舍弃法制而任用智者就会产生危险。所以说：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

　　古代记载说，舜面对父亲瞽瞍的朝见，表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孔子说：“在那种时候，真危险啊，天下危险之极！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父亲的确不能再把舜当儿子看待，而君主诚然不该再把瞽瞍当臣子看待。”我认为，孔子本就不懂什么孝悌忠顺之道。照他的说法来看，难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来就不能做父亲的儿子吗？做父亲的之所以希望有贤惠的儿子，是因为家人贫穷时他能使家人富足，父亲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下，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够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时他能够加以尊祟。如有了贤子却不管父亲，那么父亲居家够痛苦的；现在情形是：有了贤臣却不管君主，那么君主权位也够危险的。既然如此，那么父亲有贤子、君主有贤臣倒恰好成为祸害罢了，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谓忠臣，应该不使君主处于危境；所谓孝子，应该不对亲人进行反叛。现在情形是，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而商汤、周武靠着道义放逐、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君主；他们都是因为贤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却进而赋予他们以贤能的名声。古代刚烈的人士，进不臣服君主，退不治家养亲；他们也就是进则反对君主、退则反对亲长的人。进一层说，进不向君主称臣，退又不治家养亲，就是扰乱社会、断子绝孙的行径。因此，既要称颂尧、舜、汤、武贤能，又要肯定刚烈的人士，就成了扰乱天下的手段。瞽瞍是舜的父亲，却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却被舜杀死了。舜流放父亲、杀害弟弟，不能称为仁；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来做妻子，从而取得天下，不能称为义；仁、义全然没有，不能称为明智。《经》上说：“普天之下的土地没有不是君主的，四海之内的人们没有不是君主臣民的。”假使真像《诗经》上说的那样，舜倒会上朝把君主当臣子，回家把父亲当臣下，把母亲当奴婢，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做妻子：所以，刚烈人士的行为是：对内不为家庭着想，扰乱社会，断绝后代；在外跟君主作对，即使尸骨腐烂，散在野地，流入河谷，也不怕赴场蹈火。如果让天下的人都仿效他们，这就会造成天下到处出现死人的事，而大家都不怕早死。他们都是置社会于不顾而不想把它治理好的人。

　　社会上称道的烈士是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众人，自行其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提倡清心寡欲的学说，研究飘忽不定的言辞。我认为，清心寡欲是毫无用处的说教，飘忽不定是无视法制的谬论。对于这种无视法治的谬论和毫无用处的说教，天下的人却认为是明察。我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事君养亲，而要事君养亲就不能是清心寡欲；治理民众一定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就不能是飘忽不定。飘忽不定的言辞，清心寡欲的学说，都是天下的骗术。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争夺父亲的事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为了篡夺君主的国家。如果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说什么：“某人的父亲，起早睡晚，努力发财致富用来养活子孙奴婢。”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父亲了。做臣子的常常称颂先王德厚，并表示倾慕，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君主了。做儿子的非议父亲，人们懂得把他叫做不孝；而做臣子的非议君主，天下人却都去称赞，这就是天下混乱的根源。所以，做臣子的不称颂尧舜的贤德，不赞美商汤周武的功劳，不谈论刚烈人士的清高，而努力维护法令，专心一意地侍奉君主，才是真正的忠臣。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可以用虚名来骗取。现在的民众奸诈而聪颖，总想自己有所作为，不肯听从君主命令。君主一定要用赏赐的办法加以劝勉，然后才能使他们进取；同时又要用刑罚的办法加以恫吓，然后才能使他们不敢后退。而世上的人却都说：“许由把统治天下的权力都推掉了，说明赏赐不足以勉励；盗跃触犯刑律而奔赴危难，说明惩罚不足以禁止。”我认为：没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许由就属于这号人；已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尧舜就属于这号人。败坏廉洁去谋求财富，触犯刑律去追求私利，不顾个人死活的，盗跖就属于这号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行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是不能把这些作为标准的。统治措施是针对一般情况的，政治方式是指导正常行为的；危险的行为和微妙的言论，都是治理社会的大害。天下那些极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赏赐来劝勉的；天下那些极端凶恶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罚来禁止的。但是，如果因为有极端廉直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奖赏，因为有极端凶恶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刑罚，那也就把治理国家和使用民众的准则丢掉了。

　　因而社会上许多人不谈国法而谈纵横。那些讲合纵的国家说：“只要合纵成功，就一定可以称霸。”而讲连横的国家却说：“只要连横成功，就一定可以称王。”山东六国大谈纵横不曾有一天停下来过，然而并没有成就功名和称王称霸；因为凭着空话是不能达到大治的。当君王的能独断专行才称得上王，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不致力于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搞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明察天下，他们不过是在治理好内政的基础上来自如地制定对外政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