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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惟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裹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适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竞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以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计然说: “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治国十年,国家大为富裕,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衹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运用智巧取利,择人放债,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作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所以,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子贡在孔子那裹学业有成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经商生财。在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当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颜渊却穷得箪食瓢饮,住在狭陋的小巷裹。子贡高车驷马,随从骑士前呼后拥,带着束帛厚礼出使诸侯,所到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可是孔子却夸奖颜渊贤明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了圣道,虽然囊中经常匮乏,但乐在其中。子贡不受教命,经商生财,揣度是非,侥幸得中罢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为相,致力于指导农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欢观察不同时期市场的物价变化,所以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讲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管事的家僮奴仆同甘共苦,捕捉发财时机就像猛兽凶禽搏取食物那样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说:“我经商谋利就像伊尹、吕尚图谋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这样随机应变,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仁义而不能正确取舍,强悍而不能坚守原则的人,虽然想学习我的生财之道,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大几天下讲论经商生财之道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人郭纵靠炼铁和铸造铁器积聚家业,财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乌氏赢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众多时,就全部卖掉,搜购奇巧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得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给乌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规定时间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见。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锁赠等费用都靠遣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逭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树;淮北、荣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销售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卖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幢,竹竿万根,轺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捆布三万斤,采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毡毯千条,各类果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趟国时,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俩推着小车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点余财,就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衹有卓氏家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婚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有它充饥,老死也不会挨饿。那裹的百姓很善于经商,做买卖方便。”于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临Ip,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裹开矿炼铁,铸造铁器,妥善筹划盘算,精心经营,和滇、蜀地区的人做买卖。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平时钓鱼游猎,快乐得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也经营冶炼铸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两家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家财达到万万。当初,罗哀到京师经商,自己随身带有将近一百万钱,他为平陵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为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资财稍次于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经商,几年以后,谋利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他们的权力,把剩余的一半贷给郡国,没有人敢欠他的账。他独占经营井盐的利润,一年所获利润是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从事冶炼铸造业。秦灭魏国,将孑L家迁徙到南阳。孔氏大力经营冶铸业,又规划农田水利,车骑前呼后拥,交游诸侯,趁机与各诸侯国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闲公子”的美号。可是他的盈利超过花费的本钱,赚的钱多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家中积累的财富多达敷千金,所以南阳一带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人风俗节俭,丙家更为突出。丙氏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可是他家从父兄到子孙都遵守一条家规:弯腰要有所拾,抬头要有所取,一举一动都要有利可图。他家放贷,做买卖遍及各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丙家影响的缘故,有很多人抛弃文学而经商牟利。

  齐地风俗贱视奴仆,而刀闲却喜欢看重奴仆。凶悍狡诈的奴仆,人们都感到头痛,惟独刀闲收留他们,派他们经营鱼盐商贾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门车马成队,交结郡守国相,而刀闲对这样的奴仆更加信任。刀闲终于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钱财。所以奴仆们说: “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仆。”意思是说刀闲能使豪奴个人富有而让他们为自己尽心竭力。刀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有资产五千万钱。

  周人本来就够节俭吝啬了,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动数以百计的车辆,满载货物到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往往路过洛阳而不入家门。能使用这类人,所以师史赚钱多到十千万。  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多达万万钱。王莽任命他们都为纳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们为官的益处。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窑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荣阳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H,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许饮酒吃肉。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衹有桥桃得以达到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毋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墙、田兰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间,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如氏、苴氏,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万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束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藉医马致富,击钟而食;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