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译文
吕祖谦，字伯恭，是尚书右丞吕好问的孙子。从他祖父时候起，其家便居住在婺州。吕家向为书香门第，藏书甚丰，这就给吕祖谦小时候的启蒙教育及后来从事学问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成人后，吕祖谦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人交往密切。并与张木式、朱熹等理学名流成为好友。他们在一起相互探讨，切磋理学有关问题。学问做得既深又细。
起初，吕祖谦受父荫进入仕途，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进士，中的是博学宏词科，遂调南外宗教，服母丧期间，吕祖谦住在明抬山上，由于他有名声，所以许多名士、学子都前去向他求教、问学。不久，吕祖谦被授为太学博士，当时中都官在等待引见皇上、正式赴任前按规定补外，遂以添差官的身份教授严州，旋又被朝廷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在任职期间，他曾建议皇帝留意圣学，并说：“要恢复大业，应当定规模，审方略。陛下方广揽豪杰，共集事功，我愿精加考察，将政策方略拟定好，并分清主次，排定先后，使那些侥幸之言无立足之地，然后与一、二位大臣商定后分别奏呈皇上，颁布实行。这样一来，就可伸大义，复大业了。”
吕祖谦被召试馆职。召试前，许多人到学士院打听题目，独吕祖谦不以为然。但召试结果，吕祖谦的章特别典雅优美。吕祖谦曾经读过陆九渊的文章，且非常喜欢，但并不认识这位后生，在负责礼部考试的时候，吕祖谦阅鉴一份答卷后说“：这肯定是江西小陆的文章。”揭开弥封一看，果如其言。人们因此都赞叹吕祖谦有精湛的鉴别才能。父亲死后，免丧，主管台州崇道观。
过了三年，吕祖谦外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因为修撰李焘的推荐，吕祖谦得以参与重修《徽宗实录》的工作。书成后，品级又得以晋升。吕祖谦在接受皇帝咨询时说：“治道体统，只有上下内外不相侵夺才可以安定。以往，陛下往往因不相信大臣而兼管大臣之职，大臣无事可做，只得做一些本来该属下做的细务琐事。这样层层相因，至监司、守令莫不如此。都因自己的职权被上司侵夺而不能有效地命令部下。由此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豪猾之人玩弄官府，郡县忽视省部，属吏欺凌上司，贱人轻视权臣。这种现象在平常可能看不出它的弊端，一旦出现危急情况，由谁来行使指挥之权呢？如果说臣下权任太重，可能会产生私心私欲，那么陛下可以在经济上加以控制，可以用台谏之官加以弹劾，并且可以随时派侍从加以探询监视。如此，则即便有那种心术不正之人，他也不能专横弄权。陛下又何必屈尊以代大臣之劳呢？人的关节脉络如有阻塞就会生病，陛下虽然日理万机，操劳不已，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则势必造成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的状况。大臣一方面因惧怕为皇帝所责而隐瞒事实，一方面因怕舆论所指而相互推诿诋毁排斥。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抓住要点管好大政方针，不要因任人失误而以为人多可疑，不要自认聪明过人就足以偏察于人，不要详于小事而忘远大之计，不要忽视近佞而忘了壅蔽的萌生。”
吕祖谦还说：“国朝治体，有些是比前代高明的，有些是前代所不具备的。比如说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就是胜过前代的。因此，在经过了民族危难之后，驻守东南逾五十年，而没有丝毫担忧。但是，在文治可观的喜人景象下面，却又存在着武绩未振的事实。名胜相望而方略未优，这在盛平之时业已显现出隐忧。当初西夏元昊发难，范仲淹、韩琦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但最终仍没有解除忧患，由此可以想见要成事建功是多么不容易。我认为，当今政治，对于那些前代未解决的问题，要激励而振起。对于高于前代的东西，更要特别加以爱护和扶持。”
吕祖谦升著作郎后，因病请辞归。这之前，书肆有书曰《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将此书校正后刊行。但学士周必大认为该书取舍不当，错误较多，恐难传世，请委馆职重新铨释，以成一代之书。孝宗因而命吕祖谦负责这项工作。吕祖谦将此书断自中兴以前，崇雅黜浮，分门别类编为一百五十卷。书呈皇帝后，被赐名为《皇朝文鉴》。
吕祖谦受诏升直秘书阁。当时很重职名，不是有功之人不能升任，所以中书舍人陈揆不同意起草诏书。孝宗批旨说“：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之书，取舍精当，有益治道，因此特受朕之器重，应当马上起草任命诏书。”陈揆不得已照办。不久，吕祖谦主管冲佑观。又过一年，升为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去世，终年四十五岁。谥号“成”。
吕祖谦承继张载、二程之学，但能旁征博引。平生心平气和，不标新立异，一时间，许多杰出人士皆对其心悦诚服。小时候，性情较为急躁，有一天，当谈到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时，忽然觉得平时那种急躁之情涣然冰释了。朱熹为此曾说：“如果能像吕祖谦那样学习，就能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吕祖谦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性理，患病后，其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其居家之政，可成为后世楷模。他修《读记》、《大事记》，皆未成书。但他考定《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皆行于世。吕祖谦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去世后，郡人于此为他建了祠堂。吕祖谦有子名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宋建州建阳人，从小天资聪颖，悟性极好，八岁时即能做诗，写日记数千言。蔡元定的父亲名蔡发，号牧堂老人，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蔡发将程颢、程颐的《语录》，邵雍的《皇极经世》、张载的《正蒙》教授给蔡元定，并且说“：这些都是继承孔子、孟子之道的正统理论。”蔡元定深深理解其话的涵义。长大后，辨析理解能力更精强，蔡元定曾登上西山顶峰，并在那里忍饥食菜，潜心苦读。
蔡元定曾听说朱熹有名望，即前往拜师。朱熹在了解蔡元定已有的学识后，大惊曰：“这个人应该是我的老友，而不应该是我的弟子。”于是朱熹常与蔡元定研讨诸经的深奥义理，每每谈至深夜。朱熹要求从四方来求学的人，先从师于蔡元定，由此可见他是十分器重蔡元定的。当时的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两人联名将蔡元定举荐给朝廷，但是蔡元定对朝廷的召用，以有病为由，坚辞不就。他曾在西山建有一间房子，是为将来辞世所做的准备。
当时，韩..胄擅权专政，出于巩固权势的需要，韩..胄将道学诬为伪学并加以查禁，台谏受韩..胄的要挟与影响，专门从事一些打击排挤忠良之事。不过当时还没有直接倡言攻击朱熹，只是到了沈继祖、刘三杰担任谏官的时候，才开始连篇累牍地诋毁朱熹，并连及蔡元定。蔡元定致信学者刘砺说“：现在韩党已将道学定性为伪学，恐怕我罪名难逃了。”不久，蔡元定果然被贬谪道州。州县的官吏奉韩..胄的密令，急于逮捕蔡元定。元定听此消息后，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就匆匆上路，准备出走。临行时，朱熹与从游者数百人在萧寺为蔡元定饯行。许多人长吁短叹，有人甚至流下了悲伤的眼泪。朱熹悄悄观察蔡元定，见他与平时一样平静，感叹说：“朋友之间的友情，元定不怕受挫的志气，我都得到了。”蔡元定当时赋诗说：“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大家都嘱咐元定慢走并注意身体，蔡元定说：“如果得罪于天，难道能逃过恢恢天网吗？”蔡元定拄着拐杖带着儿子蔡沉步行近三千里，脚都走得流了血，面容憔悴，不成人形。
走到舂陵，远近的许多学子皆慕名前来求学，听蔡元定讲学。有位名士恃才傲慢，取笑那些前去向元定求学的人，后来也心悦诚服，拜蔡元定为师，并表现得十分恭敬。人们因之说：“初不敬，今纳命。”有些关心爱护蔡元定的人劝他辞谢前来求学的生徒，蔡元定说：“人家为求学而来，怎么好忍心拒绝呢？如果有祸患，你就是闭门不出也不能避免。”蔡元定赠书并训导诸学子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要因为我有罪而放松了学习，失去了志向。”有一天，蔡元定对儿子蔡沉说“：可以辞谢客人的拜访，我想安静一下，将我身体还给造物主。”过三天辞世。后来，韩..胄被史弥远诛杀，蔡元定才得以在死后恢复名誉，被朝廷追赠为迪功郎，并被赐谥号“文节”。
蔡元定对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对图书、礼乐、典制，没有不精通的。有些古书词句及意思艰涩深奥，许多人弄不懂，但他一览便知晓。朱熹曾这样说“：许多人读易懂的书很困难，而蔡元定则是读难懂的书很容易。”朱熹在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注疏和著《周易本义》、《诗集传》和《资治通鉴纲目》时，都是在与蔡元定反复商讨后下笔的，至于朱熹的《启蒙》一书，则由蔡元定起草。朱熹曾说：“天地、自然界奥妙无穷，只有精通义理的人才能认识它。我与蔡元定交谈总是十分投机。”到蔡元定下葬，写墓志铭说：“精深的见识，超凡的才干，不可屈折的志向，不可折服的辩才，不能再见到了啊！”许多学者都尊称蔡元定为“西山先生”。
蔡元定一生所做的学问及思想大多融汇在朱熹的论著中，他自己独著的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朱熹为他所著的书都做过序。
蔡元定的两个儿子蔡渊、蔡沉一生皆自食其力，没有去做官，蔡渊著有《周易训解》。
陆九渊字子静。他三四岁的时候，就问父亲天地的尽头在哪里，父亲笑而没有回答。陆九渊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以致废寝忘食。到了童年时代，其举止与别的小孩不一样，见到他的人都非常喜欢他。陆九渊曾对人说“：听人朗诵张载语言，自以为不敢苟同。”又说：“张载之言，为何与孔、孟之言不相符呢？近来发现其中多有不对之处。”陆九渊初读《论语》，即觉得孔子学生有子之言支离破碎。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忽然省悟说“：宇宙内的事存在于自己的心中，自己心中所想到的事就是宇宙间所存在的事。”又曾说：“东海有圣人出现，这和我心中的想法是一样的，也是符合道理的。至于西海、南海、北海也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道理。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现，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现，皆符合我们心中固有想法，符合天理，是永恒不变的。”
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及进士第。他到临安后，学士争相与之交往。受其言论启发，许多人都开始信奉他的观点。陆九渊教人不循常规，弟子如有小过，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愧疚有所改。弟子中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则为之条分缕析，使之涣然冰释。陆九渊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只要略知其大概，就能勾勒出其全貌。他曾说“：思虑之不正者，如果能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成其正。思虑之正者，如果顷刻而失之，即可变为不正。有些人可以通过其外表来观察之，有些人则不能这样。因为以外表观之，终不足以彻底了解他。以形象划分人，则不足以挽救人。”陆九渊最初调任隆兴、靖安县主簿，母亲去世后，陆九渊在家守丧三年，后改任建宁、崇安县主簿。因受到少师史浩的举荐，受召审察，陆九渊未赴，侍从再次举荐他，他才出为国子正。他教授诸生的方法与在家教门徒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不久，陆九渊升任敕令所删定官。
陆九渊小时候听说靖康年间发生的事，就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做官后，便访知勇士，与他们共议恢复之方略。在接受皇帝咨询时，陆九渊陈说五论：一论仇耻未报，愿皇帝广求天下之俊杰，并与之完成复国兴邦之计；二论愿皇帝至诚遵德乐道；三论知人之难；四论做事当循序渐进，不可忽冷忽热，心血来潮；五论人主不应当忙于细琐小事，而应当着力于大政方针。陆九渊的议论赢得了皇帝的好评。不久，陆九渊除将作监丞，但被给事中王信反驳，诏主管台州道崇观。陆九渊还乡时，学者云集其门下，每次开席讲学，屋里屋外都挤满了听众，甚至有些年高之人也拄着拐杖前来观听。陆九渊自号象山翁，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耳聪目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求之外界，关键在于自信自立。”又说：“这个道理与那些溺于利欲的人讲容易被接受，与那些固执己见者讲却很困难。”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立说，陆九渊则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光宗即位后，陆九渊被差知荆门军。在任职期间，只要有老百姓喊冤诉苦，即随时开庭受理，先让诉者自持状子追查，然后相约日期再行办理，陆九渊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裁决，大多以调解为主。如果涉及人伦关系，九渊即使其自毁诉状，以厚风俗，对于那些着实不可训导之人，才绳之以法。对境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善恶，陆九渊都能了如指掌。有诉某人杀了自己的儿子，陆九渊断定：“不至于如此。”及追究，其子果然无恙。有诉遭窃但不知何人所为，陆九渊列出两个人名字，捕之审讯，此二人果然认罪，其所窃之物终于悉归诉者。陆九渊宽宥窃贼之罪，责令其改过自新。有一次，陆九渊对一属吏说，某人在某地施暴，第二天，果然有人诉说遭遇抢劫，劫者即为陆九渊所说之人，乃加追治。那个属吏惊叹陆九渊的预断能力，郡人也把陆九渊视为神人。陆九渊还申严保伍之法，如遇盗贼生事，则擒之不漏一人，群盗因而屏息。
荆门虽临近边境而无城，陆九渊认为“：荆门处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护江陵，北援襄阳，东卫随、郢之侧，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巩固了，则四邻就有所依靠，否则四邻即有腹背受敌之虞。由唐之湖阳以趋山，则其渡汉水之地已在荆门之侧，由邓之邓城以渡汉水，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心，自此以外，间道可驰，汉津可渡，坡陀不能限制战马行动，滩濑不能阻止战车奔驰。我们应该利用此地打击敌兵，出奇制胜。荆门虽有四面之山做天然屏障，但没有城池，使守无依托。”于是，陆九渊奏请朝廷，在荆门筑城。从此以后，民无边境之忧了。陆九渊又在此整顿市易，减轻民税，遂使商贾云集，税收大增。旧用铜钱，因处边防之前域，以铁钱易之，而铜是受禁之物，故复令百姓贴纳。陆九渊说：“既已禁铜，为什么又要令百姓输纳呢？”遂全部加以废蠲。平时教军伍习射，中者均赏，提拔下属不限资格流品。陆九渊说：“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与不肖之辨甚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与不肖之辨从略。”每遇天旱，祈祷后即下雨，郡人都感到非常惊奇。一年之后，荆门之地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口称赞陆九渊。丞相周必大也曾称赞荆门之政治，认为是陆九渊身体力行的结果。
有一天，陆九渊对亲近之人说：“先教授兄有志于天下，竟得不到施展就要离开人世了。”又对家人说“：我将死矣。”还对僚臣说：“我将告终。”会逢祈祷下雪，第二天，雪果飘下，陆九渊乃沐浴更衣端坐，两天后安然去世。参加其葬礼的人多达千数，朝廷赐其谥号曰“文安”。
起初，陆九渊曾与朱熹会于鹅湖，论辩所学多有分歧。及朱熹知守南康，陆九渊还亲自拜访。朱熹引陆九渊至白鹿洞，让陆九渊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深受感动，至有泣下。朱熹以为陆九渊所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痛。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辩，朱陆则书信往来，论辩不休。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袁燮、舒瞞、沈焕等能传其学说。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他年轻时对呆板的科举考试不以为然，因此总是别出心裁地写作文章，自成一家，人们对他的文章争相传诵，大加赞赏，从者如云，陈傅良以文章出名。当时，永嘉县的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识著称于世，特别是郑伯熊对古人的经制治法有很深的研究。陈傅良拜此二人为师，而从薛季宣处学得更多的东西。后来，陈傅良进入太学学习，与广汉张木式、东莱吕祖谦结为知己。陈傅良从吕祖谦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从张木式那里获得了主敬集义之功。从此，四方受业于陈傅良的人越来越多。
陈傅良登进士甲科后，教授于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欣赏他的才华，将他荐举给朝廷，陈傅良遂改任太学录。后出朝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陈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完全以义而行，强御者不得售其私，阴结言官者论罢之。
后五年，陈傅良起知桂阳军。光宗即位后，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之民无后，不得已以异姓作为自己的后嗣，然官府居然对其征收未成年税。陈傅良说：“绝人嗣，非政也。”于是复之近二千家。不久，陈傅良转为浙西提点刑狱。之后，被拜为吏部员外郎，离朝十四年，至此而还朝，须发皆花白，城中之人聚而观之，发出阵阵嗟叹，号之“老陈郎中”。
陈傅良为学，从三代、秦、汉以下莫不加以研究，而且对一事一物莫不穷究到底才罢休。对太祖开基之本原尤为潜心。陈傅良在接受皇帝咨询时说“：太祖皇帝造福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1068～1077)以来，用事者始取消太祖约束，一切变改之。诸路上供的岁额，较之祥符年间(1008～1016)增加了一倍，崇宁(1102～1106)年间重修上供之格，颁之于天下，更增至十几倍。其他杂敛，则熙宁以常平宽剩、禁军缺额之类别项封桩，而无额上供始于元丰(1078～1085)，经制之法始于宣和(1119～1125)，总制，月桩起于绍兴(1131～1162)，皆至今为额，折帛，和贾之类不算在内。卖茶凭证尽归于都茶场，盐钞尽归于榷货务。秋苗斗斛十之八九归于纲运，其皆不在州县。州县自然无以上供，无以上供便豪夺巧取于百姓，于是，取之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致使百姓极为困苦。方今之患，岂只在四夷？不尊天命，不宽民力，其结果更可畏。陛下应当以救民穷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恩泽，以造万世无疆之福。”
陈傅良还说：“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都统司称为御前军马，即便是朝廷也不得而知；总领所称为大军钱粮，即便是负责纠察的曹官也不得参与。于是富中富外之势分，而事权不统一，施行无专管，虽欲宽缓民力，而不知怎么做。如果使都统司之兵与原来在制置司时一样，总领所钱粮与原来在转运司时一样，则内外为一体。内外一体，则宽缓民力可得而议之。”皇上从容嘉纳了陈傅良的建议，并对他说：“你过去在哪里？朕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你所著之书呈朕一读。”陈傅良退而将自己所著的《周礼说》十三篇献给皇上，升为秘书省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
绍熙三年(1192)，陈傅良拜为起居舍人。第二年，兼权中书舍人。起初，光宗之妃黄氏受宠，李皇后妒而杀了黄氏，光宗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加之参加郊祀时受了大风雨，遂因震惊恐惧而得了心病，从此不关心朝事，也不常阅章疏了。陈傅良为此上奏说“：一国之势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壅阻压抑就容易导致疾病。今日迁延某事，明天阻节某人，就会有奸险趁机而发，这样一来，内外之情不相通，威福之权柄下落，发展到极点，就会不知天变，不闻边警，不测灾祸了。”光宗有所感悟，正逢疾病好转，光宗来到了重华宫。但到了第二年的重明节，光宗又称疾不往重华宫，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生皆上书劝谏，光宗不听；此时正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陈傅良不愿起草命书，且上疏说：“陛下不赴重华宫的原因，就是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于此。我曾就陛下之心反复论之，自认为恳切，陛下亦有所感悟。然不久又变卦，以误为真，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实，而成不治之疾。这是陛下自贻之祸。”光宗见奏后，准备听从傅良的意见，百官排立，等候皇帝出来。光宗刚走到屏风处，皇后就拉着他往回走，陈傅良见此情景，马上趋步向前拖住皇上的衣裾，不让皇上离开，遭到皇后的呵叱。陈傅良痛哭于廷，皇后更加恼怒。陈傅良无奈，下殿径自离开。当皇帝再下诏改陈傅良为秘书阁修撰仍兼赞读时，陈傅良坚辞不受。
宁宗即位，召陈傅良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陈傅良说：“朱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我不敢起草命书。”朱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御史中丞谢深甫论陈傅良言不顾行，陈傅良遂出朝提举兴国宫。第二年，监察官交相上疏指责陈傅良，陈傅良被削秩罢官。嘉泰二年(1202)，陈傅良复官知泉州，辞不就。后被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在家中去世，终年六十七岁。谥号“文节”。
陈傅良之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并流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