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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世家》为《史记》五体之一。司马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把各诸侯国看做辅佐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希望他们能“忠信行道”,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了他创立《世家》体例的目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史记》中共有《世家》三十篇,其内容记载了自西周至西汉初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世家》之取名就是因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爵位封邑世代相传,故名《世家》。后人总结为“公侯传国则为世家”(《后汉书·班彪传》),“世家以纪侯国”(赵翼《廿二史札记》)。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仅用《世家》记载开国传家的诸侯,例如陈涉身死国除而且无后,但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也确曾号为陈王,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司马迁为他写了《陈涉世家》。表明了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历史现实,而灵活运用《世家》这一体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家》的叙事方法,大体与《本纪》相同,即以编年之体记载列国诸侯之事。因此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关于《世家》一体是否为司马迁所创,以前学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司马迁是“因袭前人”,如清代秦嘉谟说:“按《太史公书》宗《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世本辑补·诸书论述》)。另一种认为司马迁是“凿空独创”,如宋代晁公武说:“《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公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本纪》以叙帝王,十《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二《世家》以叙公侯。”我们认为,司马迁所立《世家》一体,既非纯然“仿袭前人”,也不可能“凿空独创”,而是在前人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加以融汇贯通因革损益,创立了《世家》之体。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世家》、《列传》,既综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但“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祖”(《中国历史研究法》)。

  《世家》一体,由于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裂土封侯世袭不替的现实,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汉书》以下曾有些纪传体史著取消《世家》改为《列传》,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以《世家》一体,后代史书也屡屡采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撰有《世家》十卷,而《宋史》亦有《世家》六卷。有的虽改名目,其体例依然,如《晋书》之《载记》、《辽史》之《外记》。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言:“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十七史商榷》)。可见《世家》一体的重要影响。

  本篇名为《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至吴王夫差亡国(前473),长达一千二百年的一部兴亡史。通过本篇,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吴国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王室斗争和君臣龃龉。

  在本篇中,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弑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本篇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史公从历史现实的真实出发,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不是平面的概念演绎,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多重性格立体组合。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於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本篇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史笔的成功运用。中国史传叙事以简洁为上。本来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有些言论连篇累牍。作为断代史这样写或还可以,但《史记》作为通史必然不能容纳这么庞杂的内容。因此,司马迁以“博采”为基础,而以“善择”为主导,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人物语言如从口出无不毕肖。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国语》中吴王原话为:“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秦、楚;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及,以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而司马迁却抓住要害,一言以蔽之,改为“于周室我为长!”言既简练而又得其神髓,可见出太史公运用语言的高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