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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战国时期秦国武王时樗里子任右丞相,甘茂任左丞相。本篇即是樗里子和甘茂的合传,并附甘茂之孙甘罗传。

  樗里子和甘茂在对韩、赵、魏、楚等东方各国用兵方面颇有功绩,所以《太史公自序》说:“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樗里子、甘茂并显于秦而境遇大不相同。樗里子是惠王兄弟“以骨肉重”,故秦王信而不疑。他在惠王时受封,历任武王、昭王两代秦相,秦人称他为“智囊”。对此,明凌稚隆指出:“夫秦素猜忌而残忍之国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间而结数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史记评林》)所言当是。甘茂则是由楚入秦的“羁旅之臣”,尽管他是个“非常之士”,任为左丞相后,却得不到秦王的真正信任,因而他事事小心、提防,最后乃遭谗逃往齐国。传文中反映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同时还对当时秦国于其他诸侯国、秦国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了详细记载。

  这篇传记之所以久传不衰,主要是它生动地记写了一位少年政治家甘罗的事迹。甘罗年仅十二,却能洞察时局,利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了丞相吕不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使秦国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赵国五个城池。甘罗少年有为,十二岁成为秦国上卿,主要不是靠他的天才,除了他平时注意培养自己的能力外,也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诚如赞论所说:“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司马迁在当时即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谓难能可贵。

  人物众多且各具性格特征,是这篇传记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文中除传主外涉及历史人物近二十个,其中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即有十余人,国君、卿相、文臣、武将、策士、说客无所不有,如同一幅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画廊。由于作者善于选择、提炼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所以无论是较长的对话,还是三言两语,都能把人物的个性揭示出来。如甘茂攻打宜阳向武王的表白,既反映了他作为“羁旅之臣”的后顾之忧,又表现了他攻打宜阳胸有成竹的智谋和才干;甘罗对丞相吕不韦的反驳则表现出一位少年政治家年少气盛,敢想敢说敢做的鲜明性格。此外,如樗里子的预见性,武王的贪婪,胡衍的狡狯以及苏代的纵横捭阖等,都从他们富有个性的语言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