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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合传,并附录了徐乐、严安的两篇奏疏。至于篇末的王元后的诏书和班固的赞语,皆为后人所加,非司马迁原文。
传中记述了平津侯公孙弘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传中也记述了主父偃与徐乐、严安谏止征胡及通西南夷之事,表现了他们反对穷兵黩武,重视民间疾苦的思想;特别记述了主父偃“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主张,这是名为推恩,实则削藩,打击诸侯势力的极好主张,对于加强和维护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重要意义。传中虽对主父偃骄横之势有所讽刺,但对他的不幸也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当时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寓含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文把公孙弘和主父偃这样两个虽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但却是冤家对头的人,放到同一传中加以记述,更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传文中插入徐乐和严安的奏疏,因其思想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思想一致,因而并不感到游离,相反却起到强化主旨的作用,显示了司马迁谋篇布局的缜密性和处理材料的灵活性,给后世写史者以启发。
本传选材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匈奴和西南夷的问题上,中心突出,有利于表现主题。另外本文记事简约,前后照应紧凑。特别是论说的内容多以奏疏形式出现,使叙论相间,浑融交错,既突出了史实,又很好地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太史公曰”一段,作者以“悲夫”二字收束全文,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