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本篇以《忘战》为题,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着重阐述和平时期加强战备的必要性。它认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最为深刻的教诲和告诫。
尽管天下太平无事,也不可以废弃武备;如果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地保卫国家。为此,它主张,执国柄者应当“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把“讲武”、“习兵”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切实加强战备教育,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战争,作为历史的范畴,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那种所谓“无敌国外患”的论调,在今天的社会中,乃是一种瓦解人们斗志的麻醉剂。本篇所强调的居安思危、不忘战备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安禄山、史思明武装叛乱的发生,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忽视战备,乃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和长期为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李隆基,本是唐代中期一个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即位初期,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为相,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措施,出现了史称“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持续发展的局面,从而把唐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李隆基统治后期,他却一反常态地“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过着“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见《新唐书·玄宗本纪》)的极端腐化生活,军政大权相继为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所操纵,致使朝政日非,军备废弛。这就给身兼三镇节度使而“阴有逆谋”(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发动旨在夺取唐朝政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造成了可乘之隙。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和史思明纠集兵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于范阳镇(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发动叛乱后,不到半年时间,相继攻占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沦于叛军蹂躏之下。其后,唐王朝虽在人民广泛支持下,经过七年之久的艰苦曲折斗争,终于将此叛乱平息,但是,战乱却给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国家元气大伤,中央集权削弱,自此唐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和藩镇割据的分裂混乱局面。
如果说隋王朝是灭亡于隋炀帝的“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见前《好战》篇),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唐王朝的衰败则始于唐玄宗后期的“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所以,牢记“好战必亡”和“忘战必危”这些古代著名遗训,乃是一切执掌国家大权者不可丝毫忽视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