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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