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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