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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江汉》一诗,《毛诗序》以为尹吉甫所作。今人以其无据多不相信。细读诗文,实为召伯虎所作。其第一章诗人自称“我”,为第一人称手法写成;而第三章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说到周王之命,又自称“召虎”。第四、五、六章也有“王命召虎”、“虎拜稽首”等语。一般如果自称为“我”,而同周天子联系起来则称“召虎”、“虎”,则可以肯定作者为召伯虎。此诗同传世的周代青铜器召伯虎簋上的铭文一样,都是记叙召伯虎平淮夷归来周王赏赐之事。

  据《后汉书·东夷传》,周厉王之时因为政治昏乱,东方的淮夷入寇,虢仲征之,未能取胜。宣王之时,首先消除玁狁之患,然后宣王亲征,平定淮夷之乱。宣王驻于江汉之滨,命召伯虎率军征之。召伯虎取胜归来,宣王大加赏赐,召伯虎因而作铜簋以纪其功事,并作此诗,以颂其祖召康公之德与天子之英明。

  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前人评此诗“意深笔曲,高词媲皇典”,“通篇极典则,极古雅,极生动。退之《平淮西碑》祖此而词意不及”。吴闿生《诗义会通》评此诗说:“以美武功为主,而无一字铺张威烈。后半专叙王命及召公对扬之词。雍容揄扬,令人意远。”虽不无溢美,但也确实看到了此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