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嘉靖帝在位的前二十年中很有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自正统以来形成的宦官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废除勋戚世袭等。所有这些举措皆进一步巩固了明朝的统治。
行政
嘉靖帝14岁即帝位，因想追封亲生父母的尊号，但首辅杨廷和等旧臣要求他改换父母而引发了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世宗不顾朝臣反对，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历经三年半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之后嘉靖帝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从此再也没有官员敢非议皇帝的意见，皇帝依然年轻，但是他的无上权威已经没人再敢质疑。从毫无根基的藩王到雷霆万钧的帝王，嘉靖帝转变得非常出色。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嘉靖帝两人彻底决裂，杨廷和后被削官为民，嘉靖帝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完善内阁
明太祖把宰相废除了之后，一天不吃不睡要处理的国家大事有400件，每天需要阅读的文字可能是20万左右。明太祖不得不使用一些学士来帮助他处理行政工作。一代一代演变到了嘉靖皇帝时，内阁制度才正式有模有样：有名称、办公地点、下属人员，内阁的所有大学士级别就从原来的五品或六品提升到了二品，甚至一品，比所有的五府六部官员们级别都高，所以到了嘉靖时期才最后形成了内阁制度。
推行改革
嘉靖帝在位前期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内容广泛，成效显著。所以获得很多赞美之声。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
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载：“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的较为全面的评价，言道：“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嘉靖帝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也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明通鉴》编纂者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前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 何乔远认为嘉靖前期出现的国家中兴是得益于首辅张璁推行的改革。
由于在张璁之后的阁臣中无人能够担当继续推行改革的重任。于是，明朝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因循败政之中。嘉靖十八年后，嘉靖帝从锐意进取转向消极荒殆，在嘉靖后期，海瑞于嘉靖四十五年亦言：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
宰辅 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张璁、贾咏、杨一清、谢迁、翟銮、方献夫、夏言、顾鼎臣、严嵩、许赞、张治、李本、徐阶、袁炜
名将 俞大猷、胡宗宪、戚继光、谭纶、汤克宽、周尚文
太监 黄锦：初任朱厚熜伴读。世宗期间掌司礼监、东厂。称其为“黄伴”，颇受信任。权势强大，但能自我约束的一个太监。
孙洪：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三年入宫。此人清廉奉公。
毕云：提督东厂。办事清廉、勤劳谨慎。
孙彬：内官监太监。此人好学，善于楷书。
在位年号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个年号一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最长的是明神宗万历帝一共48年）。
军事
“御外侵，修边墙；抗倭寇，安海疆”，是嘉靖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边墙是补修长城和防御工事，主要对付北方的俺答、把都儿等；抗倭寇、安海疆，则是清剿倭人海盗、安定东南沿海地区，民族英雄戚继光由此声震海外。
蒙古
明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内阁首辅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同时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哗变。搅的明朝的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抗倭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经济
嘉靖帝执政的近46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繁荣和思想活跃的时期，“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
“恤士民、赈灾荒”，即体恤民情，减轻人民负担，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嘉靖在位46年中，减免赋税、赈济灾荒45年、100余次。在依律量刑上，嘉靖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夏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
“振灾耕，励蚕桑”，嘉靖帝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振经济，兴市场；理河道，修堤防”，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就连医生与药店也分营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嘉靖还亲令朱裳总理河道，采纳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国利病疏》。
文化
文化繁荣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既修了劳民伤财的宫殿、陵墓，又修了维护朝廷秩序的内阁阁房，同时近30次拨款修建书院。嘉靖重视发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使当时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传奇创作得到了繁荣。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
重录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嘉靖帝巡访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社会
更定祀典
嘉靖皇帝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嘉靖帝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改造北京城
嘉靖帝在对北京城的改造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位年轻皇帝对礼仪的颠覆与再造。嘉靖初年还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嘉靖皇帝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嘉靖帝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宗室管理
嘉靖皇帝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更是嘉靖朝改革的重要成果。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嘉靖皇帝实施的改革措施，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全面推行改革进行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