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六

段译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前5）
　　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2]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为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3]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遗就国！”
　　[3]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4]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4]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5]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
　　[5]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6]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6]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7]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8]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9]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10]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如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11]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1]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12]傅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12]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博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3]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4]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乌孙卑爰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15]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
三年（丁卯、前4）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1]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2]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3]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4]有星孛于河鼓。
　　[4]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5]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遗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崐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6]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上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7]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8]无盐境内的危山，山土忽然自己翻起压盖住青草，形状就象一条驰道。此外，境内瓠山上有块大石突然转侧立起。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大石跟前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头，又捆扎了一些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要一起去揭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妙计啊！”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事变。奏书呈上，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付主管机构查办，主管官员逮捕了东平王后谒，关进监狱进行审讯惩处。王后承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刘云谋求当天子。因为山石立起曾是宣帝应天命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一起被绑赴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谪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四年（戊午、前3）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春，正月，大旱。
　　[1]春季，正月，大旱。
　　[2]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崐祠西王母，至秋及止。
　　[2]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3]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复欲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3]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成赤黄，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位列三公，他们封侯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搅乱了汉家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以身家性命承当国家的惩罚！”说罢，拿着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贵为天子，却反受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癸卯（二十八日），哀帝便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及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甚盛。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哀帝的宠爱，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有巨万，他的显贵震动了朝廷。董贤常与哀帝睡在一张床上，有一次睡午觉，董贤斜身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哀帝不愿惊动他，于是就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哀帝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经向门使通报姓名记录在案后进入皇宫，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妻日夜侍奉哀帝，一同跟随左右。哀帝还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又下诏，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筑宏大的宅邸，里面有前后大殿，殿门宽阔，工程浩大，豪华精巧绝伦。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皇宫的珍宝，宫中珍宝物品上等的，全都被挑选进了董贤的家里，而皇帝所用的不过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珍珠连缀制成的寿衣、玉璧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让将作大匠在哀帝的陵墓义陵帝为董贤建筑墓园，内修别室，还用坚实的柏木，大头朝内排垒在棺外。墓园外修筑巡察道路，围墙有数里之长。门阙和用作守望防御的网状障墙十分堂皇。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复！”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复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崐。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5]三月，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5]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窥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迁，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6]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7]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7]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8]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8]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9]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9]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10]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10]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崐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徵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11]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11]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
　　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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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史》，《辞海》等明确记载，世称涑水先生。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