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六十七

起屠维作噩七月，尽上章阉茂六月，凡一年。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戊辰，夏主遣使诣辽谢封册。

　　初，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皆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立义仓以备水旱”，因条上措置事。义仓自庆历中罢，帝善其法，将复之；会王安石主青苗，己巳，言于帝曰：“民有馀粟，乃使之输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午，诏御史中丞举可为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赵抃争之弗得。于是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言：“旧制，举御史，官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资任须实历通判，又必翰林诸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盖众议佥同，则各务尽心，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今专委中丞，则爱憎在于一己，苟非其人，将受权臣属托，自立党援，不附己者得以媒蘖中伤，其弊不一。夫变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参知二人同书答刂子，且宰相富弼暂谒告，曾公亮已入朝，台官今不阙人，何至急疾如此！愿收还前旨，俟弼出，与公亮同议，然后行之。”弗听。

　　甲戌，太保、凤翔、雄武军节度使东平郡王允弼卒，帝临哭之恸。允弼，元亻屋之子也，性端重谨言，领宗正三十年，与濮安懿王共事，相友爱，为宗属推敬。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议者多言不便，帝弗听。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

　　壬午，赈恤被水州军，仍蠲竹木税及酒课。

　　癸未，帝谓辅臣曰：“人君不可怠于政，朕非好劳苦，盖思少壮精神，欲乘时有为以济生灵。至于兵，乃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诏：“自今文臣换右职，须实有谋勇，曾著绩效，即得取旨。”

　　辽禁皇族恃势侵渔细民。

　　甲申，帝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之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谓如何则可？”文彦博奏，以为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案察。吕公弼曰：“朝廷能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则无不济矣。”

　　己丑，韩琦等上《仁宗实录》，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

　　八月，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富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财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帝方惑于王安石言，皆不行，乃进向天章阁待制，以手诏赐向。然均输法讫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刘琦，贬监处州盐酒务，监察御史里行钱顗，贬监衢州盐税。

　　先是王安石争谋杀自首之律，逾年不决，诏临时奏听敕裁。安石又言：“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时文彦博以下皆主司马光议。唐介与安石争论于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率同列丁讽、王师元封敕还中书者再。安石白帝，令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琦、顗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规以取媚，遂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柄，取为己功，开局设官，用八人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动摇人心。去年因许遵妄议案问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安石自应举、历官，士心归向，陛下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时得君如此之专，乃首建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愿早罢逐，以慰安天下。曾公亮阴自结援。久妨贤路，亦宜斥免。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大臣事君，岂当如是！”疏上，安石奏贬琦、顗，司马光言珂、顗所坐，不过疏直，乞还其本资，不报。

　　殿中侍御史孙昌龄，素附安石，顗将出台，于众中责昌龄曰：“君昔官金陵，奴事王安石，宛转荐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我视君犬彘之不若也！”即拂衣上马去。昌龄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乙巳，贬昌龄通判蕲州。顗后自衢徙秀，家贫母老，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怡然无谪宦之色。

　　丙午，同知谏院范纯仁罢。纯仁自陕西转运副使召还，帝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对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为皆言粗？”对曰：“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问：“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

　　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富弼在相位，称疾家居，纯仁言：“弼受三朝眷倚，当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二者均失。弼与先臣素厚，臣在谏院，不敢私谒以致忠告，愿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论吕诲不当罢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又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斥公论为流俗，合意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刘琦、钱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退，惟务雷同；赵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退有后言。

　　帝皆弗听，遂求罢谏职；改判国子监，去意愈确。政府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戊申，河徙东行，张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司马光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命光与张茂则往视，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巩等亦奏大河东徙，北流已闭，诏奖谕之。已而河自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果如光言。

　　夏国请从旧蕃仪，诏许之。

　　范纯仁前后章疏，语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于是在位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罢，帝优诏答之。富弼自此不复出视事。安石乞重贬纯仁，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己酉，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无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未至，徙庆州。

　　庚戌，条例司本详文字苏辙罢。辙与吕惠卿论事，动皆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各，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别除一差遣，帝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悦箝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颢、太原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不饰辞辩，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

　　开封狱具，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诬伏。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独谓朝廷不当劾言事官，三问，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狱，司马光与范纯仁争之，乃止。壬戌，贬述知江州，讽通判复州，师元监安州税。

　　是月，辽主谒庆陵。

　　九月，甲子朔，交州来贡。

　　丁卿，立常平给敛法。

　　戊辰，初开经筵。

　　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

　　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馀粮。至是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从之。

　　初，王安石既与叶惠卿议定，出示苏辙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与之议。广渊请施之河北，安石遂决意行之，次第及于诸路。

　　辛卯，废奉慈殿。

　　壬辰，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从王安石荐也。

　　王安石独奏事，帝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仁先奉命讨准布，严斥候，扼敌冲，诸属国并怀柔服从，诸事整饬。准布来寇，仁先逆击之，追杀八十馀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来救者，见仁先屡胜，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常移病不入中书，久之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问曰：“卿既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帝意不乐故也。

　　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行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为之，而无左右丞拜者；学士王珪当制，以为言，升之于是躐迁尚书。升之资历高于安石，而素与安石相表里，故安石劝帝先用之。

　　诏城绥州。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砦，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使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召褒逵曰：“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既，誓诏已降，夏人犹不归二砦，且遣刚明鄂特秋，言欲先得绥州。逵命机宜文字赵离等如夏交所纳二砦，且定地界。刚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离曰：“然则塞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刚明鄂特语塞。离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从之，改名绥德城。

　　司马光入对，帝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边事。”光曰：“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帝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然为人太强。”光曰：“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戊戌，以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赐姓赵，名怀顺。

　　己亥，辽主驻藕丝淀。

　　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由閤门上殿。”时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台谏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谏官例，牒閤门求对；或有急奏，仍许越次上殿。”帝从其言，故有是诏。戬，长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来谢封册。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务变更旧制，患同列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与升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极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同者。安石不觉其诈，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不肯关预，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始判。帝谓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书，以制置条例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故耻任此职。陛下置司，本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韩绛，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绛。安石每奏事，绛必曰：“安石所陈皆至当。”安石恃以为助。

　　帝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谮之，乃罢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

　　丁卯，辽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初，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宫，骤增廪给，其具后费大而不可止。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罢诸路提点刑狱武臣。帝以武臣罕习吏文，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复用文臣；时皆以为便。

　　分攵农田水利约束。

　　丁丑，五国诸部叛辽，辽主命左伊勒希巴萧苏拉往讨之。

　　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史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壬午，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见司马光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臣案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帝召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且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以它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则与之，不愿固不强。”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矣。”帝曰：“陕西行之已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未见其利。”帝问：“坐仓籴米何如？”听讲者皆曰不便，惠卿独曰：“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诚至论也！”初，帝用仪鸾司官孙思道言，行坐仓籴米法，王安石以为善。坐仓者，以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也。光以为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非通财利民之道，故因问极言其害。

　　赐汴口役兵钱。

　　己丑，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浚御河，以寒食后入役，从刘彝、程昉言也。

　　壬寅，以张载为崇文院校书。载少喜谈兵，以书谒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后与程颢兄弟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傍求！”至是以御史中丞吕公著荐，召见，问以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遂有是擢。它日，见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载，戬之兄也。

　　戊申，夏国主秉常遣使诣辽，乞赐印绶。

　　壬子，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句农田水利差役事，从条例司请也。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管句官凡四十一人，而常平、广惠之法遂变为青苗矣。

　　诏置交子务于潞州。条例司言：“交子之法，行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官私苦运铁钱劳费，请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亥朔，复减后妃、公主及臣僚推恩。

　　甲子，辽以太子行再生礼，减诸路徒以下罪一等。

　　乙丑，辽诏百官廷议国政。

　　癸酉，增失入死罪法。

　　甲戌，五国降于辽，仍献方物。辽主嘉萧苏拉功，徙北面林牙，寻改南院副部署。

　　帝以卿监、监司、知州有老不任职者，当与闲局，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宫观官使，不限员。

　　是月，知通进银台司祖无择以事下秀州狱。初，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故事，词臣许受人馈，谓之润笔。时有馈安石者，辞不获，取置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而恶之，及得政，讽监司求无择罪。会知明州苗振以贪闻，御史里行王子韶出案其狱，迎安石意，发无择知杭州时事，自京师逮对，而以振狱付张载。苏颂言无择列侍从，不当与故吏对曲直，张戬亦救之，皆不听。狱成，无贪状，但得其贷官钱、接部民坐及乘船过制而已，遂谪忠正军节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无择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为，未有为之而无效者。”无择少从孙复学，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用小过锻炼，放弃终身，士论惜之。

　　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渐灯四千馀枝，直史馆、权开封府推断苏轼言：“陛下留心经术，动法尧、舜，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两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轼因上书极论时政，凡七千馀言。

　　其略曰：“臣之所欲献者，三言而已，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放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王安石见而深恶之。

　　辽武安州观察使耶律迪里迁长宁宫使，检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立出纳经画法，公私便之。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三年（辽咸雍六年）

　　春，正月，甲午，辽主如千鹅泺。

　　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

　　乙卯，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先是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入奏，称民间欢呼歌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戊午，判尚书都省张方平出知陈州。初，方平为参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为不可，寻以父忧去。服阕，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有是命。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帝为之怃然。未几，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安石深祖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复出判应天府。

　　二月，壬戌朔，河北安抚使韩琦言：“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在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始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还君。”尧俞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欺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

　　王安石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批答曰：“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辩。帝封还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且命吕惠卿谕旨。安石固请罢，帝固留之。

　　甲戌，以河州刺史瞎欺丁术征为紫金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

　　帝欲大用司马光，访之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为枢密副使。光上疏力辞。且曰：“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壬午，王安石出视事，诏以韩琦奏付条例司疏驳。安石之在告也，帝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

　　乙酉，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司马光力辞枢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它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会王安石出视事，遂诏收珲敕诰。

　　是月，命张茂则、张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浚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先后。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夫卒三万三千，专治东流。

　　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开谕苦切，犹冀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光意盖指吕惠卿也。书凡三往反，安石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条例司疏驳韩琦所言，王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辩列，不报。

　　文彦博亦言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使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先是诏举选人淹滞者与京官，凡三十七人。国子直讲奉符姜潜在举中，帝闻其贤，召对延和殿，访以治道，对曰：“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所以致之者如何耳。”知陈留县，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而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钱以是独得不散。司农、开封疑潜沮格，各使其属来验，皆入令。会条例司劾祥符不散青苗钱，潜知且不免，移疾去。

　　己亥，御集英殿策试进干，罢诗、赋、论三题。

　　帝遣刘方有谕司马光以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帝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帝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俵配。如开封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

　　戊申，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罢。时韩琦极论新法之害，送条例司疏驳；李常乞罢青苗钱，诏令分析。镇皆封还，诏五下，镇执如初。司马光辞枢密副使，帝许之，镇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帝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庆。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帝不听，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镇言：“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

　　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讦直者居下；刘分攵覆考，悉反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为第一。祖洽，邵武人；佃，山阴人也。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进士第一篇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黜之。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乙卯，诏诸路毋有留狱。

　　丙辰，立试刑法及详刑官。帝因王安石议谋杀刑名，疑学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许有官无赃罪者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取其通晓者，补刑法官。

　　右正言、知审官院孙觉，贬知广德军。

　　帝初即位，觉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通州召还，知谏院，改知审官院。时吕惠卿用事，帝以问觉，觉对曰：“惠卿辩而有才，特以为利之故，屈身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载师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倘专取具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因遣觉行视虚实。觉受命辞行，且言：“入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一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遂坐奉诏反覆贬。

　　御史里行程颢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亟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而近日所闻，尤为未便。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民，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伏望检会臣所上言，早赐施行，则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苑。

　　丁卯，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戊辰，御史中丞吕公著罢。时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帝使公著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言惠卿奸邪不可用；帝以语安石，安石益怒。会韩琦论青苗之害，帝语辅臣以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安石用此为公著罪，罢知颍州。公著实无此言，盖孙觉常为帝言：“今籓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而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帝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参知政事赵抃罢。抃上疏曰：“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遂出知杭州。

　　以枢密副使韩绛兼参知政事。侍御史陈襄言：“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陈升之同领条例司，未几，升之用为相而绛继之，曾未数月，遂预政事。是中书大臣皆以利进。乞罢绛新命，而求道德经术之贤以处之。”不报。

　　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定，扬州人也，少受学于王安石，孙觉荐之朝。初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定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帝问青苗事，具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言：“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堕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封还制书。诏谕数四，敏求等执奏不已；并坐累格诏命，落知制诰，天下谓之“熙宁三舍人”。未几，监察御史陈荐言：“定顷为泾县主簿，闻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罢荐御史，而改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罪。安石又白罢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职，乃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每进见，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王安石之说既行，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疏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诸路提举官多非其人，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凡十馀事。以言不用，求去。帝令颢诣中书议，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之。”安石为之愧屈。乃出颢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上疏言：“台谏之任，朝廷纲纪所凭，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进职而去，臣恐纲纪自此废弛。臣虽无状，敢以死请。”乃改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

　　壬午，右正言，知谏院李常罢。初，王安石与常善，以为三司条例检详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取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于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诘安石，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为非谏官体；遂落职，通判滑州。

　　贬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知公安县，王子韶知上元县。

　　戬上疏论王安石变法非是，乞罢条例司及追还提举常平使者，并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及韩绛代升之领条例司，戬言：“绛左右徇从安石，与为死党，遂参政柄。李定邪谄，自幕官擢台职。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李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饰奸言，附会安石，惑误圣听，不宜劝讲君侧。”章数十上。最后言：“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又诣中书争之，声色甚厉。曾公亮俛首不答，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陈升之从旁解之，戬顾曰：“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有愧色。戬寻被贬，后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

　　子韶初附安石，按苗振之狱，陷祖无择于罪；至是论新法不便，乞召还孙觉、吕公著，故与戬同贬。

　　初，戬兄载出按振狱，及还朝，会戬以言得罪，载乃谒告西归，屏居终南山下，敝衣蔬食，专意学问。

　　癸未，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罢为同修起居注。襄论青苗法不便，乞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又乞罢韩绛政府，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刘述、范纯仁等无罪，宜复官；皆不听。会召试知制诰，襄以言不行，辞不肯试，愿补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

　　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屏异己者，数月之间，台谏一空。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帝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帝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及退，帝留光，谓曰：“吕公著言籓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光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先是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萨沙讨蕃部之违命者，是月，以准布部长至行在。蕃使中有能跃驼峰而上者，以儇捷称相诧。萨沙问左右曰：“谁能此？”禁军萧和克被重铠而出，手不及峰一，跃而上，蕃使大骇。萨沙以女妻之。辽主闻之，召为护卫。

　　五月，癸巳，诏并边州军毋给青苗钱。

　　太白昼见。

　　壬寅，命司马光详定转对封事。

　　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条例司。帝谓彦博曰：“俟群臣稍息，当罢之。”盖恐伤安石意也。

　　辽主清暑特古里。

　　壬子，诏罢入閤议。

　　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只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非为盛礼，不可遵行。”故罢之。

　　甲寅，辽设贤良科。诏应是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旧制，文臣京朝官，审官院主之；武臣内殿崇班至诸司使，枢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丁巳，诏：“枢辅不当亲有司之事，其以审官为东院；别置西守，专领閤门祇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是月，夏人号十万，筑闹讹堡，知庆州李复圭合蕃、汉兵才三千，遣偏将李信、刘甫、种咏等出战。信等诉众寡不敌，复圭威以节制，亲画阵图方略授之；兵进，遂大败。复圭惧，欲自解，即执信等而取其图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违节制。咏庾死狱，斩信、甫，配流郭贵。复出兵邛州堡，夜入栏浪市，掠老幼数百；又袭金汤，而夏人已去，惟杀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边衅大起矣。

　　六月，癸亥，以前知广德军硃寿昌通判河中府。寿昌，天长人，父巽，守京兆时，妾刘有娠而出，生在行昌，数岁，乃还父家，母子不相闻者五十年。寿昌行四方，求之不得。熙宁初，与家人诀，弃官入秦，誓不见母不还。行次同州，得焉，刘时年七十馀矣。知永兴军钱明逸以其事闻，诏寿昌赴阙。时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但付审官院授通判。居数岁，其母卒，寿昌哭泣几丧明，士大夫多以歌诗美之，苏轼为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见而衔之。

　　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又尝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恶之。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惟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閤门内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劾閤门官吏，当罪评。”帝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专罪评也。”安石遂留自，乞东南一郡，帝不许。安石恶评，必欲去之。丁卯，入对，辩其上寿新仪不可用，且具言评欺罔之状，乞推鞫；帝令送宣徽院取勘，亦不遽罪评。己巳，安石谒告，请解机务。帝怪安石求去，曰：“得非为李评事乎？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安石欲退，帝又固留，约令入中书。安石复具奏，而閤门言：“有旨，不许收接。”安石乃奉诏。

　　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戊寅，诏修武成王庙。

　　乙酉，辽以特里衮耶律白为中京留守。

　　丙戌，知谏院胡宗愈罢。

　　王安石议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以夺枢密之权，且沮文彦博也。彦博言于帝曰：“若是，则臣无由与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听。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丧不孝。帝恶之，手诏：“宗愈潜伏奸意，中伤善良，贬通判真州。”宗愈，宿之子也。

　　是月，辽主御永安殿，放进士赵廷睦等百三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