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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记述水道的著作,最早的当然要数《尚书·禹贡》。但是它还不是专记水道,其中有导山、导水两部分。此外如《管子·水地》、《度地》篇,《山海经》中的山经、海经等,都大体相似。专门记水道昉自《史记·河渠书》,此例一开,不但正史·地方志将水道列为专节,还出现了如《水经注》那样的专门巨著,蔚成了古代地理书的一个大类,这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河渠书》的内容特征,首先是它不是对现有河渠做静态描述,如像《水经注》那样,分别记述某水系有某支流,发源某处、流经某地、沿途有何地形、地物、掌故,入于某川、某河、某海等等,而是主要通过河道的开凿、治理过程,阐述人们变水害为水利的伟大斗争。一般地,这项活动有三部分内容:治理水害、修筑漕渠和灌渠,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许多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做了详细记述,同时他还怀着满腔郁愤,对于豪门的阻挠、气数等迷信思想的干扰做了揭露,从而对汉代弊政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司马迁为写《河渠书》曾做过大量、长期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所以,写来不但真实性强,许多地方三言两语,恰中肯棨。如写井渠的开凿,是由于“岸善崩”;褒斜道的失败是由于“水湍石”等,都正确反映了该地区的土壤、地形特征。为写禹迹,他曾沿江、淮、河三大河流最易出事的地段实地踏勘,而后悟出禹为何不迳挽黄河东行入海,反而使它东北流入渤海湾的原因。他说这是由于自塑方至龙门一段,地势高,水流急,孟津以东地势渐低,落差太大,易生水灾。所以把它引入鲁西北的高地,以减小水势。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司马迁不但提出来,还给了正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