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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书

作者:司马迁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於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间。於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後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万石以上。穀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後人有上书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之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穀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襃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原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於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沟洫,随山濬川。爰洎後世,非无圣贤。鸿沟既划,龙骨斯穿。填阏攸垦,黎蒸有年。宣房在咏,梁楚获全。

参考翻译

译文

  《夏书》记载:禹治理洪水经历了十三年,其间路过家门口也不回家看望亲人。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从而划分了九州边界,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根据土地物产确定了赋税等级。使九州道路通畅,筑起了九州的泽岸,度量了九州山势。然而还有黄河泛滥成灾,给中国造成很大危害。于是集中力量治理黄河,引导河水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南行到华阴县,东下经砥柱山和孟津、雒汭,到达大邳山。禹以为大邳以上黄河流经的地区地势高,水流湍急,难以在大邳以东的平地经过,否则会时常败堤破岸,造成水灾,于是将黄河分流成二条河以减小水势,并引水北行,从地势较高的冀州地区流过,经降水,到大陆泽,以下开九条大河,

  共同迎受黄河之水,流入勃海。九州河川都已疏通,九州大泽都筑了障水堤岸,华夏诸国得到治理而安定,其功绩使夏、商、周三代受益不绝。

  后人又自荥阳以下引河水东南流,成为鸿沟,把宋、郑、陈、蔡、曹、卫各国连结起来,分别与济、汝、淮、泗诸水系交会。在楚地,西方在汉水和云梦泽之间修渠连通,东方则在江淮之间用沟渠相连。在吴地于三江、五湖间开凿河渠。在齐则于菑、济二水间修渠。在蜀,有蜀守李冰凿开离堆,以避沫水造成的水灾;又在成都一带开凿二条江水支流。这些河渠水深都能行舟,有余 就用来灌溉农田,百姓获利不小。至于渠水所过地区,人们往往又开凿一些支渠引渠水灌田,数目之多不下千千万万,但工程小,不足数计。

  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郡的农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

  韩国听说秦国好兴办工役等新奇事,想以此消耗它的国力,使它无力对山东诸国用兵,于是命水利工匠郑国找机会游说(shuì,税)秦国,要它凿穿泾水,从中山(今陕西泾阳县北)以西到瓠(hù,户)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欲用来灌溉农田。渠未成,郑国的目的被发觉,秦国要杀他,郑国说:“臣开始是为韩国做奸细而来,但渠成以后确实对秦国有利。”秦国以为他说得对,最后命他继续把渠修成。渠成后,引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亩产都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沃野千里,再没有饥荒年成,秦国富强起来,最后并吞了诸侯各国,因把此渠命名为郑国渠。

  汉朝建立后三十九年,到孝文帝时黄河堤决于酸枣县,向东冲溃金堤,于是东郡动员了许多兵卒堵塞决口。

  此后过了四十多年,到本朝天子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泽,将淮河、泗水连成一片。于是天子命汲黯、郑当时调发人夫、罪徒堵塞决口,往往堵塞以后又被冲坏。那时朝中的丞相是武安侯田蚡(fén,坟),他的奉邑是鄃(shū,舒)县,以鄃县租税为食。而鄃县在黄河以北,黄河决口水向南流,鄃县没有水灾,收成很好。所以田蚡对皇帝说:“江河决口都是上天的事,不易用人力强加堵塞,即便将决口堵塞了,也未必符合天意。”此外望云气和以术数占卜的人也都这样说。因此天子很长时间没有提堵塞决口的事。

  那时郑当时任大司农职,说道:“往常从关东漕运的粮食是沿渭水逆流而上,运到长安估计要用六个月,水路全程九百多里,途中还有许多难行的地方。若从长安开一条渠引渭水,沿南山而下,直到黄河才三百多里,是一条直道,容易行船,估计可使漕船三个月运到;而且沿渠农田一万多顷得到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省运粮的兵卒,节省开支,又能使关中农田更加肥沃,多打粮食。”天子认为说得对,命来自齐地的水利工匠徐伯表测地势,确定河道走向,动员全部兵卒数万人开凿漕渠,历时三年完工,通水后,用来漕运,果然十分便利。此后漕渠渐渐多起来,渠下的老百姓都颇能得到以水溉田的利益。

  后来河东守番系说:“从山东漕运粮米西行入关,每年一百多万石,中间经过砥柱这个行船的禁限地区,有许多漕船船坏人亡,而且运费也太大。若穿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的土地,估计可以造田五千顷。这五千顷田原来都是河边被遗弃的荒地,老百姓只在其中打草放牧,如今加以灌溉耕种,估计可得粮食二百万石以上。这些粮食沿渭水运入长安,与直接从关中收获的没有两样,而不再从砥柱以东漕粮入关。”天子同意他的意见,动员兵卒数万人造渠田。几年以后,黄河改道,渠无水,种渠田的连政府贷给的种子也难以偿还。久而久之,河东渠田完全报废,朝廷把它分给从越地内迁的百姓耕种,使少府能从中得到一点微薄的租赋收入。

  以后有人上书,是为了想打通褒斜道以及漕运的事,天子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张汤详细了解后,说道:“从汉中入蜀向来走故道,故道有许多山坂大坡,曲折路远。今若凿穿褒斜道,山坂坡路少,比故道近四百里的路程;而且褒水与沔水相通,斜水与渭水相通,都能通行漕船。漕船从南阳沿沔水上行驶入褒水,从褒水登陆到斜水旱路一百多里,以车转运,再下船顺斜水下行驶入渭水。这样不但汉中的粮食可以运来,山东的粮食从沔水而上没有禁限,比经砥柱漕运方便。而且褒斜地区的木材箭竹,其富饶可以与巴蜀相比拟。”天子认为有道理,封张汤的儿子卬(áng,昂)为汉中郡太守,调发数万人开出一条长五百多里的褒斜道。果然方便而且路程近,但是水流湍(tuān)急多石,不能通漕。

  此后庄熊罴说:“临晋地区的老百姓愿意凿穿洛水筑成水渠,用来灌溉重泉以东原有的一万多顷盐碱地。倘若果然能得水灌溉,可使每亩产量达到十石。”于是调发兵卒一万多人开渠,自徵城引洛水到商颜山下。由于土岸容易塌方,于是沿流凿井,最深有的达到四十多丈。许多地方都凿了井,井下相互连通,使水通行。水从地下穿商颜山而过,东行直到山岭之中十多里远。从此产生了井渠。凿渠时曾掘出了龙骨,所以给此渠命名为龙首渠。这条渠筑了十多年,颇有些地方通了水,但是并未得到太大的好处。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后二十多年,每年土地都因水涝没有好收成,梁楚地区更为严重。天子既已封禅,并巡祭了天下名山大川,第二年,天由于要晒干泰山封土而少雨。于是命汲仁、郭昌调发兵卒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阻止水涝,天子从万里沙祠祷神以后,回来的路上亲临黄河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祭奠河神,命群臣及随从官员自将军衔以下,都背负柴薪,填塞决口。当时东郡百姓以草为炊,柴薪很少,因而命砍伐淇园的竹子作为塞决口的楗。

  天子既然亲临决河处,悼念塞河不能成功,作歌道:“瓠子河决啊有何办法,浩浩汗汗啊民居已尽为河。尽为河啊地方不安,河工无休止啊吾山已经凿平。吾山已平啊钜野泽外流,水族喧嚷啊迫天齐日。河道废弛啊水离常流,蛟龙驰骋啊正远游。水归旧道啊神福滂沛,若不封禅啊怎知此事!为我告河伯啊因何不仁,泛滥不止啊愁煞人。河浸齧(niè,聂)桑啊淮、泗水满,久不归故道啊唯愿水流稍缓。”另一首是:“河水汤汤(shāng,商)啊流急,北渡回曲啊疏浚难。揭草埽于决口啊沉美玉于河,河伯纵许息水啊奈薪柴不足。薪柴不足啊卫人获罪,民烧柴尚不足啊如何御水!伐淇园之竹啊楗阻石柱,堵塞宣房啊万福来。”于是塞住了瓠子决河,在决口处筑了一座宫殿,取名为宣房宫。并修二条渠引河水北行,恢复了禹时的样子,梁、楚地区重又得到安宁,没有水灾了。

  从此以后,负责河渠事的官员争相建议修筑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以及川谷中的水灌溉农田;而关中的辅渠、灵轵渠引诸川中的水;汝南、九江地区引淮河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水;泰山周围地区引汶水。各自所开渠都能灌溉农田万余顷。其他小渠以及劈山通水道的,不可尽言。但工程最大的还是宣房治河的工程。

  太史公说:“我曾南行登上庐山,观看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到会稽太湟,上姑苏台,眺望五湖;东行考察了洛汭(ruì,锐)、大邳,逆河而上,走过淮、泗、济、漯、洛诸水;西行瞻望了西蜀地区的岷山和离堆;北行自龙门走到朔方。深切感到:水与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我随从皇帝参加了负薪塞宣房决口那件事,为皇帝所作《瓠子》感到悲伤,因而写下了《河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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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赏析

解析

  中国古代记述水道的著作,最早的当然要数《尚书·禹贡》。但是它还不是专记水道,其中有导山、导水两部分。此外如《管子·水地》、《度地》篇,《山海经》中的山经、海经等,都大体相似。专门记水道昉自《史记·河渠书》,此例一开,不但正史·地方志将水道列为专节,还出现了如《水经注》那样的专门巨著,蔚成了古代地理书的一个大类,这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河渠书》的内容特征,首先是它不是对现有河渠做静态描述,如像《水经注》那样,分别记述某水系有某支流,发源某处、流经某地、沿途有何地形、地物、掌故,入于某川、某河、某海等等,而是主要通过河道的开凿、治理过程,阐述人们变水害为水利的伟大斗争。一般地,这项活动有三部分内容:治理水害、修筑漕渠和灌渠,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对许多成功的事实和经验做了详细记述,同时他还怀着满腔郁愤,对于豪门的阻挠、气数等迷信思想的干扰做了揭露,从而对汉代弊政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司马迁为写《河渠书》曾做过大量、长期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所以,写来不但真实性强,许多地方三言两语,恰中肯棨。如写井渠的开凿,是由于“岸善崩”;褒斜道的失败是由于“水湍石”等,都正确反映了该地区的土壤、地形特征。为写禹迹,他曾沿江、淮、河三大河流最易出事的地段实地踏勘,而后悟出禹为何不迳挽黄河东行入海,反而使它东北流入渤海湾的原因。他说这是由于自塑方至龙门一段,地势高,水流急,孟津以东地势渐低,落差太大,易生水灾。所以把它引入鲁西北的高地,以减小水势。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提出的问题,司马迁不但提出来,还给了正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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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